■核心提示
  翻開近世嶺南畫人的長捲,“二高一陳”是人們無法忽視的一組名字。它如同一顆耀眼的啟明星,劃破了晚清死氣沉沉的畫壇夜幕,開創了一個屬於“新國畫”的時代。
  “二高一陳”,指嶺南畫派三位創始人:高劍父(1879-1951)、高奇峰(1889-1933)和陳樹人(1884-1948)。他們擁有相似的人生經歷與藝術理想:早年深受嶺南畫家居廉熏陶,繼而游學東瀛,投身辛亥革命;他們共同倡導“折衷中西,融匯古今”的藝術主張,探索建立與時代相適應的“新國畫”,充分調動傳媒與教育的力量,為嶺南美術界培養出一批革新性的藝術人才,影響嶺南畫壇超過半個世紀,在中國美術界亦有相當的聲譽。“二高一陳”開啟了現代美術的風氣之先,堪稱嶺南現代美術的“一代宗師”。
  回顧“二高一陳”的人生傳奇,其魄力之充沛、思維之宏博、閱歷之龐雜,仍然讓人嘆為觀止。然而,他們的藝術人生又是如此時乖命蹇:動蕩的時局、頻仍的戰亂,讓他們藝術實驗多歸淺嘗輒止;他們曾經擁有大量的追隨者,而生前身後卻未能逃避被譏議的命運;就連他們自身的藝術理念,也因充滿嬗變、矛盾和惶惑而變得一言難盡。儘管如此,他們變革國畫的追求,仍然好比一道激流,義無反顧,一往直前。正如高劍父所言,藝術只有“永遠地革命、永遠地創作”,才能實現“永遠地進化”。
  或許,歷史並未給“二高一陳”留下太多的時間沉澱,卻讓他們找到了國畫的另一種可能性。當我們越過歷史的急流險灘,回顧嶺南畫派創始人的遺蹤時,不難發現:他們已將自己的一生,深深扎根在嶺南這片開放和革命的熱土裡;而他們走過的道路,也正與吾土吾民的百年命運休戚與共。
  起
  東渡游學尋索變法良方
  嶺南畫派的開篇,就是一部傳奇。1879年10月12日,是傳統曆書的“大凶日”。一位中國美術史的劃時代人物,卻在這天呱呱降生。他的名字,叫做高劍父。由於生不逢時,高劍父差點被家人送到育嬰堂去。在父親力排眾議之下,才將孩子留了下來。
  民間俗諱不足取信,但跌宕坎坷的命運,卻如影隨形伴隨著高劍父的一生。“少年孤苦,曾學繪畫瓷器等工藝品以謀生活。”父母與長兄的早逝,成為高劍父踏上求藝之路的最早緣由。
  在親友引薦下,14歲的高劍父來到位於廣州海珠區的“十香園”,走入了人生的第一位藝術導師——居廉之門。居廉與族兄居巢並稱“二居”,是嶺南鄉土繪畫的代表人物,首創真正意義上的“嶺南畫風”,在晚清畫壇獨步一時。高劍父頗得業師真傳。他的《仿惲壽平水仙蟹石》牛刀小試,已深諳居派獨特的“撞水撞粉”之妙諦,在清新潤澤、光影畢現的花葉之間,流露出畫家嫻熟的運筆與著色功力。
  與江河日下的國運相似,晚清畫壇滿目傾頹。陳陳相因的摹古積習,讓時人筆墨生氣全無。面對國畫的深重危機,康有為大聲疾呼:“如仍守舊不變,則中國畫學應遂滅絕!”不過,以寫生著稱的“二居”門庭,卻是充溢著別樣的清新風氣。他們“眼之所到,筆便能到;無物不寫,無奇不寫”。居廉搜集大量前人未涉之繪畫素材,又在私宅植下十種香花,供寫生專用。十香園的種子,也在高劍父心裡潛滋暗長。
  嶺表之地素得風氣之先。高劍父畢竟並非“池中之物”,按捺不住對西畫的響往和好奇。赴澳門就讀“格致學堂”時,他向傳教士麥拉學習素描,不久又踏足東瀛三島,展開求藝之旅。不過,到目前為止,尚無任何資料證明他曾在當地接受過正規教育。人們只能從一些畫會活動里,找到他的蛛絲馬跡。
  在他去日本三十年前,日本畫家也以同樣方式游學歐洲。他們吸收西畫光影技法,營造出朦朧飄渺的氛圍。這一技法讓高劍父心醉神迷。從《並蒂蓮花》到《菡萏蜞兒》,層層隱隱的一波漣漪,為畫面日漸添上一道煙霧氤氳的神秘氣息。博物館里的動植物標本和圖譜,同樣抓住了高劍父的眼球。他從中找到了科學的寫生語言。在他留下的一批臨摹稿里,每種昆蟲的生命衍變歷程都被展現得纖毫畢現。看似草草不工的一筆一划,推動著高劍父藝術生命的蛻變,最終破繭成蝶。
  日本的求藝經歷,為高劍父日後的“國畫革命”醞釀思想。從日本畫的筆調里,他似乎找到了暌違的“遠親”:以竹內棲鳳為代表的京都派,筆墨可遠追唐宋,精準的寫生功夫又堪當國人範本。“折衷中西”的靈感即由此發軔。對日本畫的推崇,也並未使他放棄自身的獨立思考。高劍父將竹內棲鳳推為“世界第一之動物畫家”,同時又批評他“絕技盡於畫面,未有東方之妙耳”。
  師出同門的陳樹人,很快就成為高劍父的知音。陳樹人是居廉的侄孫女婿,才華也深受乃師賞識。高、陳二人同游寫生,共商變革之道。在高劍父動員下,五弟高奇峰、六弟高劍僧也先後東渡旅日。二人早年學畫於兄,畫藝各有千秋:奇峰擅畫走獸,筆下獅、虎炯炯有神,有革命氣象;劍僧天資聰穎,少時即有畫名,對“撞水”法有獨到之見。高氏昆仲聲譽日隆,一個屬於他們的時代已漸見端倪。
  可惜的是,正當劍僧學成歸國之際,突然身染時疫,客死異鄉。雛鷹折翼,成了高劍父一生的隱痛。
  承
  辛亥怒潮催生“國畫革命”
  日本的游學生涯,將“二高一陳”推上了新的藝術徵程,也在他們的靈魂深處掀起了另一場風暴:革命。
  與欲振乏力的晚清畫壇相比,滿目烽煙的破碎河山更令人痛心。甲午敗績的奇恥大辱,讓每位海外游子皆深受刺激。革命風潮一日千里。相繼成為同盟會會員的“二高一陳”,很快就被捲進這場風暴的核心。高氏兄弟奉命返粵從事革命活動。高劍父還參加了“支那暗殺團”的組織工作。轟轟烈烈的黃花崗一役中,也出現了他的身影。
  辛亥硝煙漸漸散去,傳奇生涯也歸於平靜。高劍父一度投身“實業救國”,赴景德鎮重振瓷業。但樹欲靜而風不止,宋教仁遇刺的槍聲擊碎了他的夢想。天下重歸亂局。他在陳炯明麾下履職,但不久便因故辭去。未幾,陳炯明悍然兵變,炮轟粵秀樓。“戰後河山認劫灰”。平叛之後,高劍父、陳樹人隨孫中山重登越秀山,胸臆間有著說不出的蒼涼。不久,孫中山北上和談,一去不歸,在北京病逝。
  “萬劫危樓,只剩得曼草荒煙、淡鴉殘照。”一次次功敗垂成,讓高劍父對政治現實產生了極大的無力感,他從此再沒踏足官場一步。陳樹人雖繼續擔任高官,但對宦海黨爭同樣遠引高蹈。政壇的失意,似乎讓“二高一陳”回到原點,也使之以更專業的姿態投入到“藝術革命”的事業中來。
  “兄弟追隨總理作政治革命以後,就感到我國藝術實有革新之必要。”魯迅將雜文視作“投槍”與“匕首”,高劍父同樣堅信:“用形象來控訴,比任何文字有力”。畫報就是他們推動社會變革最直接的方式。1905年,高劍父參與創辦的《時事畫報》,就以圖畫記事“開通群智,振發精神”。民國成立後,高氏兄弟又在上海創辦《真相畫報》,將“監督共和政治,調查民生狀態,獎進社會主義,輸入世界知識”的宗旨進行到底。
  “二高一陳”深深感到,傳統國畫的筆墨程式,已無法承載政治革命的時代需求,必須“吸收各國古今繪畫之特長”,方能造就“現代繪畫的新生命”。1908年,高劍父便以“新國畫”投石問路,在廣州舉辦首次個人畫展。高奇峰不久也打起了“折衷派”的大旗,昭顯其“折衷中西,融匯古今”的主張。
  “和現實生活有關的,方纔是有價值的藝術。”既將“藝術大眾化”視為革命目標,傳統文人的“山林逸氣”對高劍父來說,已顯得不合時宜了。高劍父認為,自然界一切均有美感,凡物無分貴賤,都應成為“新國畫”的素材。對於各種新式兵器和工業產物,高劍父都表現出極大的熱情。他將飛機、坦克率先搬上中國畫,呼之為“天地兩怪物”。為了拿準飛機的神髓,他還特意乘機翱翔,在空中寫生。
  為了開闢“國畫革命”的戰場,高氏兄弟在上海創辦了兼有畫廊營銷性質的審美書館,以自產自銷的明信片開拓“新國畫”的市場。值得一提的是,這裡還記錄著高氏兄弟與徐悲鴻的一段畫壇佳話:徐悲鴻少時潦倒落魄,在“二高”幫扶之下渡過難關。他初次面世的作品,便經由審美書館出版。高、徐兩家的友誼,也影響了徐悲鴻的藝術觀,無形中為“新國畫”贏得了新的盟友。
  經過數年經營,“新國畫”開始嶄露頭角,其陣地也由滬上回移粵中。1921年,由高劍父主持的廣東省第一次美術展覽會在廣州文德路開幕。“二高一陳”的作品深得軍政要人推崇。隨後,高劍父本人也登上了“國畫革命家”的盟主地位。“藝術革命之大旗”似乎將要“從廣東發難起來”了。
  然而,在這一勝利的背後,暗地裡卻在涌動著新的波瀾。
  轉
  新舊爭鳴重溯折衷正源
  “新國畫”自誕生之日起,從來毀譽參半。高劍父的筆法,就被傳統派批作“野狐禪”。《天地兩怪物》等出格之作更挑動了不少畫家神經。面對“二高一陳”的強勢回歸,一批嶺南傳統畫人決意組織力量,分庭抗禮。1923年,趙浩公等14位畫家組成了“癸亥合作畫社”,不久擴大為“廣東國畫研究會”。國畫研究會盛期會員幾達數百之眾,他們舉行雅集、畫展,出版畫冊,欲與“折衷派”一爭高下。
  一系列的短兵相接,終於在1926年的越秀山游藝會變成了正面交鋒:因不滿主辦方將“折衷派”作品邊緣化,高劍父授意學生方人定撰文,貶斥傳統派因循守舊;黃般若代表國畫研究會奮起還擊,反譏“折衷派”剽竊日本畫,欺世盜名。在長達數年的隔空論戰中,針對劍父師徒“為鬼為狐”、“非驢非馬”、“抱養之義兒”等謾罵之語,一時充斥報端。
  “許多人以為廣東人很新,富有革命性,不知粵人頭腦頑舊的,正復不少!”“藝術革命”的主張不為接受,高劍父耿耿於懷。而最讓他備受打擊的,莫過於剽竊日本畫的指控。然而,劍父師徒對此竟無還擊之力。其實,“二高一陳”早年取法東洋,作品中生硬模仿的拼湊之處並不足為怪。高劍父就以“日本畫即中國畫”自我辯解。但耐人尋味的是,他的後期作品也在有意無意洗刷東洋風,晚年甚至聲言“寧可有洋味,不可有日味”。
  “他們每罵我一次,我便刻苦一遭。”面對傳統派的批評,高劍父也在進行反思,暗下苦功,惡補傳統畫學。他筆下的《萬壑爭流》、《古松》,極具文人畫意,讓對手們也心生驚訝。事實上,“國畫革命”從來都沒有主張“打倒古人、推翻古人、消滅古人”。相反,高劍父一生都對傳統國畫懷著深深的眷戀。這為他晚年向宋院畫、文人畫的趣味轉型埋下了伏筆。
  儘管飽受非議,高劍父並沒有改變立場,他對海外藝術的興趣有增無減。這一次,他將目光投向南亞。1930年,借前往印度出席亞洲教育會議之機,高劍父對南亞、東南亞諸國進行沿路考察,期間還拜會了詩哲泰戈爾。泰戈爾對“折衷派”的主張亦頗為贊賞。這位特殊的海外知音,給身陷漩渦的“折衷派”註入了信心。
  更重要的是,高劍父從南亞之行找到了折衷精神的正源。印度藝術便是將希腊、波斯、埃及諸家共冶一爐。在阿旃陀石窟里,出神入化的佛像壁畫讓他徹悟了東方美學的神髓。他花了一年多的時間,將這些壁畫臨摹回國。此行洗去了高氏在日本時期的模仿痕跡,留下了簡練圓渾的線條、厚重稚拙的筆觸、古樸深沉的紅褐色調,幻化出寧靜澄澈的佛家意境。畫家本人也自信地表示,經過“一變、再變、三變”,敢說“擺脫一切,完全自我表現了”。
  載譽歸來的高劍父,走向藝術生涯的全盛時期。他已超脫新舊爭鳴的是是非非,在大江南北頻頻展露身手:高劍父多次擔任全國性美展評委,作品亦屢獲殊榮。在他出任南京中央大學教授期間,“春睡畫院展覽”也隨之帶往寧、滬,將嶺南髮端的藝術新風吹送到長江流域。“新國畫”的集體亮相引起畫壇震撼,就連畫家傅抱石也要慨嘆:“中國畫的革新或者要希望珠江流域了!”
  合
  作育英才匯入抗戰洪流
  高劍父一生都與教育結下了不解之緣。他漫長的教育生涯,幾乎貫穿了20世紀前期中國美術教育的改革歷程:早在辛亥革命前,他就在各類新式學堂擔任圖畫教員;直到逝世前不久,他還在南中美術院和廣州市立藝術專科學校執掌教鞭。他冗長的履歷表裡最閃光的一筆,當數1923年創辦春睡畫院。
  與其說是一家教育機構,春睡畫院更像是一所“藝術實驗室”。畫院由高劍父主持教務,設有中西美術課程。學生們可以旁觀博涉,多方試驗。春睡畫風的多元化格局更讓傅抱石驚訝:高劍父從不維護“血統”的純正性,更反對學生模仿自己。“無論學哪時代之畫,總要歸納到現代來;無論學哪一派、哪一人之畫,也要有自己的個性與自己的面目。”也正因如此,觀眾才看到了方人定中西結合的人物,關山月昂揚怒放的梅花,還有黎雄才蒼茫大氣的“黎家山水”。
  高氏兄弟將美術教育視為“國畫革命”的重要戰略。當時,春睡畫院緊貼現實的風氣對有志青年無疑極具感召力。高門弟子也一律“有教無類”:其中既有農民、報童、疍家,也有理髮匠、茶館學徒、打鐵徒工。高劍父的識人慧眼,同樣為人津津樂道:他在路過肇慶時發掘了黎雄才,關山月則是他在中大“揭穿”的“冒牌旁聽生”。對於窮苦人家,畫院一概免其學雜,有潛質者,高劍父甚至不惜重金資助他們出洋留學,黎雄才赴日深造就得益於老師的支持。
  就在春睡畫院蒸蒸日上之際,一場史無前例的全民抗戰爆發了。他們倡導的藝術主張也遭受前所未有的考驗。在日軍轟炸下,春睡畫院化作一片頹垣敗瓦。高劍父避走濠江,長子失蹤、夫人病逝的打擊接踵而來。雖是見慣槍林彈雨,孑然一身的他,心中還是不免凄惶。手中的畫筆,也收起了昂然出鞘的劍鋒,轉而變得怨憤蒼涼。他的《白骨猶深國難悲》極盡凄厲之能事,觀之大有老杜“新鬼煩冤舊鬼哭”的哀感。
  戰爭的苦難,也讓劍父師徒徹底融入到民族的“大我”之中。高劍父用自己的筆下丹青,為亂世點起一盞明燈。硝煙中誕生的《東戰場的烈焰》,就以凌厲的筆觸痛陳日寇侵華罪惡。《撲火燈蛾》則影射侵略者自取滅亡,油燈里的光芒照徹了整個畫面,昭示抗戰必勝的信心。春睡畫院留澳師生還舉辦畫展,義賣賑濟難民,表達他們共赴國難的堅定信念。
  八年離亂過去,劍父已烈士暮年,仍感到“時代之車輪”還在“不斷地發動著、旋轉著”。他回到廣州,創辦南中美術院,又為自己制定了“十五年計劃”:出國考察、環球寫生、研究“新宋院畫”和“新文人畫”、創辦藝術研究院……他仿佛還要“永遠地革命、永遠地創作、永遠地進化”。但動蕩的時局沒有給他留下機會,苦心經營再次流產。1949年,高劍父二度避兵澳門。這一次離開,他就再沒踏足這片魂牽夢縈的故土。
  油盡燈枯的高劍父,人生已經進入倒計時,腦海裡卻有太多夙願沒有完成。“高劍父不但生不逢時,死也不逢時。”他的學生黎明不無遺憾地說。就在旅歐辦展前夕,高劍父倒下了。彌留之際,他對重執教鞭仍念茲在茲。1951年6月22日,一代宗師的傳奇人生落下了帷幕。
  奔騰不息的溪流,經歷了千迴百轉,終於融入大海。“二高一陳”和他們的時代已經離我們遠去,留下的種種喧囂都被置諸身後,任人評說。然而,當我們仔細諦聽他們的筆意時,還能感受到“世界潮流”的浩蕩呼聲。這道呼聲召喚著他們一生上下求索,踽踽前行。廣州美術學院教授李偉銘如此總結:“他們用自己的畢生努力告訴我們:藝術是變化、發展的,中國畫是世界繪畫的一部分。這也是他們留給後人最重要的啟迪。”
  專題採寫:南方日報記者 楊逸實習生 魯元 魯豇蔚
  (本專題參考了李偉銘《圖像與歷史——20世紀中國美術論稿》,李偉銘《高劍父詩文初編》,陳瀅《文博探驪》,陳瀅《嶺南花鳥畫流變(1368-1949)》,陳瀅《得時代風氣之先——試論上海對高劍父藝術的影響》,陳繼春《革命與藝術追求——辛亥前後的高劍父兄弟行狀初探》,陳繼春《高劍父印度之行及其他》,顧丞峰《嶺南畫派——中國現代繪畫的變革者》,嶺南畫派紀念館《嶺南畫派在上海》等文獻,特此致謝!)
  策劃:張東明 王更輝
  統籌:陳志 李平科 李賀 李培  (原標題:“二高一陳”:開創“國畫革命”的一代宗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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